可以说，权利概念在清朝末年已经稳定地进入了中国法制体系。
(60)这一现象在软硬法混合治理中并未有明显改善，根由就在于长期未采取本文所提的规范进路。例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在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试行)》时明确指出，该指引是为指导合理使用医用防护用品而制定，是请参考使用的。
故传统法治对此甚少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会出现较大问题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的暴发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治理工具的使用，为再次细致观察和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良机。国务院国发[2004]10号《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要‘程序正当，‘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23)罗豪才、毕洪海：《通过软法的治理》，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第5页。(23)若规则可以为法院所引，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和纠纷，就意味着其是无论当事人意愿如何而可强制适用的，就不属于典型的软法范畴。
文件若仅为软法规则，可以考虑名称中含有指导意见指导指南指引。然而，名义软法文件的确存在大量此类规范性语词，且实际内含强制性命令或要求。既然也是实质上是，为什么不能就是？换言之，既然在立法事实的认定上，进而在立法裁量上，必然是要依靠社会科学的，那么仍然赋予其受宪法教义学约束的外观，是否是必要的，是否只是掩耳盗铃？这里涉及从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到法学的规范性评价之间的关键性跃迁。
效力最弱的宪法委托是对立法者的一种指导原则，要求其立法时需考虑的方针式的建议，如宪法中的民主国、共和国、社会国等原则。在立法领域，社科法学与（宪）法教义学有着明显的合作可能。而立法则通过适用宪法创设了一般法律规范。[64][美]爱德华·L.拉宾：《法学交叉学科研究与法学方法论》，载王保民主编：《立法法理学——立法学前沿理论》，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60页。
其与传统上指向法适用的法教义学之间，就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既然是法适用，法教义学的减负、总结、启发、融贯、传承诸功能，也就同样可以作用于立法过程。
Rechtsdogmatik of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 Discussion with Law and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there may be a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Rechtsdogmatik of constitutional law. Traditionally, the School of Rechtsdogmatik focused on the judicial process.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s treated by them as a political process prior to the formation of norms. Therefore, Rechtsdogmatik can only play an auxiliary role in this process at most.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written constitutions has, in effect, required legislators to obey the norms in these constitutions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Between the conceptual areas relative to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aid law, the principles of Rechtsdogmatik of constitutional law set a sort of boundary control and also influence content formation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Despite this, the legislators are reserved a great margin of discretion by the constitutions. As far as the facts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re concerned, empirical studies can still contribute to this process by providing scientific evidence. However,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science strongly depends on its cooperation with legal science because social science is in nature descriptive and lacks of normative values which are crucial to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Keywords: Legal Methodologies Empirical Studies in Legal Science Authorization by Constitution Margin of Discretion Facts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注释: 【注释】 *张翔，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对于立法的正确性的论证成功与否，决定着其在代议机关是否能够获得多数的支持，而这所依赖的也主要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立法理由。高位阶规范对创设低位阶规范的规定不能过少，以至于相关行为不能再被视为法律适用。现代宪法既不允许超越于宪法之上的统治权限主体存在，也不允许超越于宪法之上的统治形式方式存在。
概言之，出于相同的不满足情绪，生发出了不同的自新路径。[51]雷磊：《立法的特性——从阶层构造论到原则权衡理论》，载《学术月刊》2020年第1期。例如，在德国的终身自由刑案中，联邦宪法法院最终就拒绝了学者李普曼（Lippmann）等的经验实证和心理学研究的结论。如果他受约束，他就不是主权者。
四、立法裁量、立法事实与社会科学 在现代宪法下，立法者不再是主权者，而是接受宪法的委托来实施宪法，立法成为一种宪法义务。在宪法学的历史上，宪法中具有原则性的条款曾被视作方针条款（Programmsatz），仅具有对立法者的单纯指示作用，而没有法规范的拘束性效力，仅仅是对立法者的一种无拘束力的建议（unverbindliche Emphehlungen）。
法学（也就是法教义学）的任务就是解释制定法，填补其中可能的漏洞，为法官判案提供可供选择的论据。在笔者看来，立法就是一个可以承载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协作与沟通的议题。
如凯尔森所说：确定其他规范之创设的规范，被由它确定创设之其他规范所适用。另一方面，立法者也未提出证据，说明每日超过十小时的长时间工作会造成工人身体健康的伤害或影响面包或糕饼制造中的卫生安全。雷磊认为，法教义学在增强制定法的安定性、达致法体系的无矛盾性和融贯性、促进法律的平等性等层面上，实现着立法的科学化（理性化）。但实际上，法官和法院就是法学的全部的预设，是各国法学的普遍现象。事实认定是指对于某种既定事实的判断和确认，预测决定则涉及审查立法者基于对过去和当前立法事实的认知而对未来情形作出的判断。这样，统治就转化为一项委托任务……只有宪法才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依据，而且，只有当统治者在法定委托范围内行动并依照法律行使其权限时，才有权要求其他人遵守其统治行为。
[2]颜厥安：《规范建构与论证——对法学科学性之检讨》，载颜厥安：《规范、论证与行动——法认识论论文集》。其中，效力最强的宪法委托意味着，经过某一时间立法者仍不履行其立法义务，则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将自动失效。
作者简介：张翔，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 进入专题： 法学方法论 宪法教义学 。近代主权观念出现后，立法者很快就成为了主权者，成为了不受限制、不可分割的永恒主权的载体。
[34][奥]埃瓦尔德·魏德林：《奥地利宪法法院：凯尔森之创造及其模式特性》，载[奥]汉斯·凯尔森等：《德意志公法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王银宏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79页。他不受规则的约束，至少不在法官遵守规则的意义上受到约束。
拉伦茨曾总结法教义学对于立法准备的三方面任务：其一，将有待解决的问题作为法律问题清楚地凸显出来，并且指出由此将产生的关联事项。另一方面，就是与社会科学研究相关的一般事实（generelle Tatsachen），英文则称为立法事实（legislative facts）。基于立法者必须遵守宪法，现代宪法下的立法活动，同时也是适用宪法、实施宪法的活动。在真实的法律运作中，对应内在—外在视角区分的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可谓各擅胜场，两者的关系更多不是同一层面上的竞争，而是不同层面上的协作。
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现代法治诫命，对于立法者而言，包含消极的边界控制和积极的内容形成两个层次。立法的科学化要求的是以法学家的智识伦理去对接政治家的责任伦理，表达的也是此种辅助性。
[53][比利时]卢卡·温特根斯：《作为一种新的立法理论的立法法理学》，载王保民主编：《立法法理学——立法学前沿理论》，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7页。但此种义务的存在，并不否定立法依然是政治过程，并不排除立法者的形成自由，并且这种政治形成空间要远大于更强调依法裁判的司法。
相较之下，普通法传统则并不预设二者区分的前提，而是着眼于具体个案，结合法适用与法制定的因素作出判断。进一步说，通过位阶更高的规范来创设位阶更低的规范，可以在两个方向上确定。
在此种架构下，立法就只会被法律理论看作政治性的和前法律的。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0页。法教义学关注的是如何解释和适用现行有效的法律，而法律应该怎样被制定，最多也只是法政策学、法伦理学的关注对象。无论是针对侵益性立法的过度禁止，还是针对给付性立法的不足禁止，乃至针对平等原则的恣意禁止，在立法裁量上都会指向比例原则。
[57]参见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最为典型的是英国，当至上主权与君临议会相结合之后，国王在议会中制定的就是法律。
[56]参见[德]Brun-Otto Bryde: 《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的事实认定与社会现实》，李玉君译，载Peter Badura、Horst Dreier主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苏永钦等译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562页。而社科法学则可称向外求超越，通过借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经验研究），来提升对法律现象的观察、描述和分析的水准，以获得堪与其他学科通约评价的学术品质。
我国宪法中也包含着大量委托立法的规范，这些规范将细化和拓展宪法相关制度的义务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参见刘风景：《立法释义学的旨趣与建构》，载《法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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